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在制度建设与完善过程中，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为主，其他政策为辅的宏观调控机制。虽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但是，主流财政学未能深入分析政府部门收支活动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影响，由此造成财政基础理论存在缺陷，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交互影响上缺乏现实解释力与预测力。因此，本书将遵循新市场财政学的研究范式与理论框架，基于财政—央行“双主体”货币调控机制，使用政策文本分析、宏观账户分析和实证研究等方法，探讨财政收支、国库现金管理活动对商业银行信贷产生的异质性影响。本书先对我国国库资金运行、商业银行管理等政策文本进行详细梳理，在政策层面关联我国财政收支与商业银行信贷的关系；之后，基于宏观账户分析，梳理财政收支在个人、企业和商业银行等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流转方式，重点探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对商业银行信贷的影响；最后，使用我国政府部门、商业银行等机构的经济数据，对本书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以保证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书主要得出五点研究结论。第一，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我国财政部门的财政活动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制度基础，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国库现金管理活动是财政部门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渠道。第二，我国财政收支通过影响商业银行一般性存款规模，影响商业银行整体的信贷规模。第三，我国国库现金管理活动通过影响商业银行体系内的国库现金管理定期存款规模，影响商业银行整体的信贷规模。第四，我国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国库现金管理活动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会产生异质性影响。第五，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来看，我国财政部门能够基于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相对独立地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并不受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的约束。本书的相关研究结论，进一步佐证和完善了财政部门与中央银行部门所构成的财政—央行“双主体”货币调控框架体系的理论研究。通过探讨我国财政收支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影响，本书提出以下五点政策建议。第一，完善财政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使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好地发挥合力。第二，尝试丰富国库现金管理的政策工具，缓解政府财政行为对货币政策目标造成的直接影响。第三，注意政策对不同类型经济主体的异质性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应有的效果。第四，高度重视财政—央行“双主体”货币调控框架体系的客观存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能够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财政学基础理论。第五，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国政府要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完善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协作调控体系。

政府债务与商业银行贷款的协调配合，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领域之一。二者共同发力，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现有研究仅从金融角度验证了政府债务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影响，忽视了财政部门对货币流通的调控力，缺乏对二者关系的财政学解释。本书以财政-央行“双主体”货币调控机制为基础，对政府债务与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间的关系进行讨论。财政端和金融端协同发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赋予了政府债务对货币流通的调控力，商业银行信用创造机制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将这种影响力传导至商业银行贷款。本书将上述影响过程细化到政府债务的发行、流通、使用和偿还环节中，并以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为例，实证检验发现存在“政府债务发行—政府存款—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数量路径，和“政府债务发行—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利率路径。

“重塑银行网点价值！”在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化高歌猛进的背景下，这是一个让人充满遐想而又沉甸甸的话题。来自不同专业背景和工作岗位的人对此展开了不懈探索：银行业协会的专家和领导慷慨地分享他们的经验、阅历和见解；多家银行省级和地市分行领导、支行负责人和一线员工以开阔的视野在实践中检验着他们对未来银行网点的设想；第三方研究者努力基于完整的理论框架整合这些来自不同角度的真知灼见，以期描绘出这头更加完整而真实的“大象”。

在正金银行的发展中，政府（大藏省）出于实现货币目标的目的，对正金银行给予了大力支持，而同时又设法加强控制，大藏省、民间股东、银行的管理者之间形成了为了各自利益，利用规则相互博弈的格局。本书从正金银行的创办人入狱开始，逐渐展开了正金银行的权益之争，介绍了大藏省对正金银行由监督到直接控制，民间投资又如何与大藏省周旋以图更大的利益，介绍了大藏省如何通过选派安插自己的代表人实现了对正金银行的完全控制。

本书研究了美国银行业怎样从政党控制走向自由开放。在美国建国及其制度创建中，精英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领导了美国革命，建立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并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起代议制，但他们未能阻止党派的兴起。相反，精英利用党派来控制议会，并用政治权力争夺诸如成立银行等经济特权。在政治与经济博弈中，精英们认识到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利绑定在一起的制度会因政治更替而使银行利益有丧失的风险，因此逐步选择了自由银行体制，并通过法律保证任何利益团体都可以获得银行章程等经济特权。本书通过研究19世纪早期美国马萨诸塞州银行业开放史，挑战了美国革命催生公民社会的传统观念，并以此探究了权利开放型社会秩序的形成机制。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进入动荡时期，先后经历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第二次日中战争，然后走向社会主义。怎样把握在此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呢？要回答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关注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过程、经济制度的现代化，还须注意这些变动背后人们的行为方式。近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银行业，从各地收集收了大量资料，典型地反映了变革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这正是本书从地域史的立场，以银行业为例进行探讨之由来。

本书在对银行监管的理论、运行机制及功效等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较为全面的跨国银行业数据库和银行监管数据库，从竞争、效率和风险三个维度对银行监管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并结合《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审慎监管工具的有效性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实证检验，以期丰富和完善对银行监管有效性的评估研究，为中国商业银行审慎监管改革提供经验支撑，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稳健高效运营。

本书以“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轨为主线，比较研究了中苏（俄）银行体制演变的历史。书中首先讨论了为何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都选择了“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分析了“大一统”银行体制运行的特征，以及为何“大一统”银行体制最终难以维系的原因；接着梳理了中国“体制内”的银行体制改革与“半体制内”银行兴起的历史进程，比较了中国银行体制“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俄罗斯）“激进式”改革的路径与绩效。

本书旨在全面介绍私人银行的机构、产品、监管和中后台等相关内容，其中机构组织篇对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从事私人银行业务的组织架构、业务模式和赢利模式等进行研究分析；产品服务篇对投资顾问服务、家族信托、慈善基金增值服务等业务进行介绍、分析；中后台篇则是从风险控制、人力资源和IT系统建设等全面介绍私人银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保障内容；监管体系篇则对瑞士、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私人银行监管体系进行了介绍、分析。

本书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于农村金融体系、村镇银行服务“三农”等已有研究，着重分析了村镇银行在支撑“三农”建设和服务“三农”中的角色地位及其应当发挥的作用，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村镇银行对“三农”发展的影响，深入分析了村镇银行在服务“三农”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明确了村镇银行在支撑“三农”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